《彩瓷帆影》这本书写的是历史也好，写的是文化也罢，家乡是它最大的底色，也是我创作这部作品的源泉。
(资料图片)
我的家就住在长沙铜官古窑址所在的彩陶源村湘江对岸，那里的一些故事、一些场景，从幼时就已植入了我的记忆，甚至灵魂深处。但对于长沙彩瓷的了解，一直停留在儿时父亲那只言片语的讲述中，以至于在创作《彩瓷帆影》之前，我从未想过与他隔河相望的地方，竟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更没想到通过它，可以看到这样一条摄人心魄的沧桑与辉煌的人类发展和文明进程的道路。
我开始重视审视长沙窑，我发现，其实湖湘文化、中国故事，中华文明的精神和文化精髓，就在我们的身边，只是缺乏善于发现的眼睛和敢于探寻的脚步，最后我决心为长沙铜官窑写一部报告文学。
(唐代长沙窑的“君生我未生”瓷壶 。资料图)
我开始重新解读长沙铜官窑，重新品读这里的每一片瓷片。只要是谈论长沙彩瓷的任何一个人，我都认真倾听;只要是记录长沙彩瓷的任何一本书、一本杂志抑或是一张报纸，我都反复翻阅、思考并消化，直至烂熟于心。
但这还远远不够，要真正写出长沙彩瓷的前世今生，必须实地采访。从2017年底起，我从长沙彩瓷故里开始，探访长沙铜官窑如何南北融合，并成为世界釉下多彩陶瓷发源地、瓷器世界工厂;之后再从湘江出发，沿长江、东海、南海、印度洋、阿拉伯海等，追溯长沙彩瓷走向世界的恢弘历程。
无疑，这是一次艰难的创作之旅，更是一次洗礼灵魂的远航，整个创作过程历经四载有余，有艰难、有辛酸、有泪水，但更有震撼、感动、反思和欣慰，主要有四个方面的感悟与心得：一是震撼，二是感动，三是艰难，四是反思。
首先是震撼。
1998年，一家德国打捞公司在印尼勿里洞岛海域的一艘名为“黑石号”的沉船上打捞文物陶瓷制品多达67000多件，其中出水的长沙铜官窑瓷器达56500余件，让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长沙彩瓷。早在1200年前，它就已远涉重洋，走遍了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一带，越过印度洋、阿拉伯海，直奔阿拉伯，以及波斯湾地区的伊朗、伊拉克，红海之滨的埃及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可以说，长沙彩瓷属于湖南，也属于中国，更属于世界，它就是前往世界的路。我从未想过与我对河相望的长沙窑竟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更没想到通过它，竟然会看到一条沧桑而辉煌的人类发展和文明进程的道路。
其次是感动。
我被千百年前长沙铜官窑工的苦难辉煌感动着。长沙彩瓷走向世界的浩瀚之旅，抛洒了无尽的泪水和血汗，甚至生命的代价。采写中，我感受到了长沙铜官窑创造创新过程中的迷茫与困惑，痛苦与艰难，希望与期待，体味到他们在创新失败时的绝望瞬间，甚至跳入湘江自尽的悲伤场景。追寻长沙彩瓷的足迹，我从湘江出发，经过洞庭湖，来到长江，甚至飘泊在大海……我明白了什么叫风雨飘摇，什么叫颠沛流离，什么叫苦苦求索，什么叫在希望中死去，又在绝望中重生。
我更深深体会到，锲而不舍，坚韧顽强，以及鲜血与生命的真正内涵与价值。可以说，长沙彩瓷有多辉煌，它背后就有多苦难，有多悲壮。我被考古学家、古陶瓷学家、文博专家感动着。虽然长沙窑始见于中唐时期，兴盛于晚唐时期，甚至风靡全国乃至世界，但它却在五代时期彻底断烧消亡，淹没在历史长河中。
长沙铜官窑能重见天日，要感谢各级政府特别是文化部门的高度重视，一批批考古学家、古陶瓷学家、文博专家前赴后继的奔跑呼吁，包括新加坡饮流斋陶瓷鉴赏会会长、东南亚陶瓷学会副主席林亦秋先生，“黑石号”沉船打捞公司负责人、德国收藏家蒂尔曼·沃特法先生等。特别是冯先铭、陈万里、李辉柄三位陶瓷专家。1957年的雨季，他们从北京千里迢迢来到湖南望城瓦渣坪，对长沙铜官窑进行鉴定，确定长沙铜官窑是唐朝的彩瓷窑。为了万无一失，冯先铭于1959年冬又到瓦渣坪复查，再次确认：瓦渣坪窑址是唐朝时期的一个彩瓷窑。1960年第三期《文物》杂志发表了冯先铭的《从两次调查长沙铜官窑所得到的几点收获》，这是长沙彩瓷封存上千年之后，第一次面向世人，确认了长沙彩瓷的故乡和历史地位，这是长沙瓦渣坪窑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
(8月27日，由湖南文艺出版社等机构主办的 “国宝‘归来’：1200年前火遍全球的长沙窑”主题分享会在长沙市图书馆举行。)
再次是艰难。
对我来说，创作《彩瓷帆影》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采访难，创作难，文本探索难，思想表达难。《彩瓷帆影》是一种更具专业性的、知识性的写作，因而，对我而言更具写作难度。从采访开始，我就明白，我必须像千百年前长沙窑工那样进行突破与挑战。我通过众多专业人士的访谈、大量的陶瓷学、考古学、历史学著作的研读，使自己获得长沙彩瓷这一特异题材所需具备的必要的专业知识、历史知识等，筑牢了支撑这部作品写作达成的关键支点。
长沙彩瓷的初始叙事和发现寻访叙事，并不是单线独进的，而是通过我往返于现实与历史之间的种种“穿越”，并且以“闪回”的链接方式，交错融合地展示不同时空中关于书写对象的丰富存在，它既是唐代中国彩瓷艺术辉煌的生动写照，也是海上丝绸之路大历史的情景再现。我还努力以卒章显志的方式，诠释蕴含历史之中的给予当代的若干启示，使作品的叙事增添某种理性的力量，努力找到创作这部作品的当下价值，也深刻感受到了长沙彩瓷穿越时空的力量。就像长沙彩瓷只是唐朝思想和文化的载体一样，任何商品都是那个时代文化的载体。
最后是反思。
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不是死的，而是有生命的，它向我们呈现的东西并不是原本就封存在那里，任我们随手取到，而是要靠我们去寻觅、重读与激活。我们这个时代究赋予了长沙彩瓷不一样的生命色彩，它作为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其本身所蕴含的创新、开放、包容的精神特质，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值得我们去反思、铭记。
长沙铜官窑地处内陆腹地，与同时期的邢窑、越窑相比，没有掌握最先进的制瓷技术，且当地对陶瓷产品的消费需求也不大。面对诸多不利因素，我们的先民没有气馁，而是迎难而上，灵敏地以市场为导向，顺应商品经济的发展趋势，开发新产品。它以博大的胸怀兼收并蓄，取他人之长，走上了彩瓷之路。它将大量市井诗文、题记和商业铭文融入到瓷器的制作工艺，还整合了西亚、南亚等地的诸多文化因素，最终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风格。在历史与现实的有机联接中，我努力抒写建构开放包容、融通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的世界意义。
最后我想表达的是，我把这本书献给家乡——望城。
如果不是这片赤诚土地上质朴、勤劳、智慧的人民，创造历史的辉煌，留下珍贵的文化遗产，我就不可能进行这次洗礼灵魂的远航。整个采写过程，望城一直在我身边，陪我走过每一步。
(《彩瓷帆影》作者纪红建。均为通讯员供图)
【作者简介】
纪红建，男，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湖南省文联主席团委员
